□ 董凌锋
120年前,神州大地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自上而下的救亡图存运动,维新变法是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这便是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戊戌变法。维新派作为戊戌变法的积极参与者,因倡导维新而名留青史,他们所积极倡导的维新变法是近代中国诸多救国方案中的一种,他们所秉持的维新思想也是近代中国诸多思想流派中的重要一支。长期以来,提及维新派,多数人会想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在近代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宋育仁的名气虽不及康有为、梁启超等响亮,但其多年心怀维新强国之梦,孜孜不倦致力于维新事业,从充当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到维新运动期间身兼维新思想家与实践家双重角色,既著书立说,建构起宏大的维新思想体系,又身体力行,积极投身维新实践,同样不该被历史遗忘!
一
宋育仁(1858-1931),字芸子,又字芸岩,号道复,1858年生于四川富顺一书香门第,其伯父、父亲均为当地名儒,其家族建有学馆。不幸的是,在他8岁和13时,母亲和父亲相继离世。14岁时,宋育仁追随时任四川汉州(今四川广汉市)训导的伯父继续求学。1874年,年仅17岁的宋育仁高中秀才,实现了科举道路上的“开门红”。
1876年是宋育仁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是年他因才华不凡得到四川学政张之洞赏识而被选入尊经书院就读。在这所当时开四川一代新风的全省最优秀学府求学,对于宋育仁维新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尊经书院创建于1875年,创办宗旨为培养通经致用之才,学风崇实去浮、学以致用,明显不同于仅以科举为目的的传统书院,自创建起书院就将新思想、新知识引进来,极大地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如宋育仁就读尊经书院期间,除研读经史等传统学问外,还汲取了一些昔日从未接触过的西学知识,知识结构和思想视野得到较大拓宽,这与尊经书院附属的尊经阁和尊经书局密不可分,尊经阁藏有大量内容涉及中西时务的书报、挂图等,尊经书局则印行了部分论及时务和西方学者的著作。尊经书院求学期间,宋育仁除了受书院整体环境影响之外,还受到书院所结识师友的影响,其间他与近代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张之洞、王闿运建立师生之情,与日后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和经学大家廖平结成同窗之谊,与他们的交往乃至思想碰撞,对宋育仁产生了积极影响。如王闿运在宋育仁就读期间担任尊经书院山长,他的经世致用观念和今文经学思想对宋育仁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宋育仁对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可谓与之密切相关。
1879年,宋育仁中得举人,离开尊经书院。1883年,就在宋育仁居乡为伯母丁忧守制的第三个年头,因他就读尊经书院时已才名远播,四川资州知州高培谷亲自登门聘请他为资州艺风书院主讲。在艺风书院主讲期间,宋育仁撰成《周礼十种》,其中《周官图谱》一书中为他后来提出的“复古改制”主张描绘了初步蓝图。
二
凭借主讲艺风书院以及著书立说,宋育仁声名鹊起,引起了朝中重臣户部尚书兼帝师翁同龢和工部及礼部尚书潘祖荫的赏识,在他们的鼓励下,1886年,年近而立之年的宋育仁再次进京参加会试,高中进士,随即被清廷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中进士、点翰林历来是无数封建文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对于宋育仁而言,也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这使他得以从当时落后、闭塞的大西南来到首善之地——京城。置身于国家政治、文化、教育中心,供职于知名文人学者荟萃的翰林院,宋育仁所处的外部环境较之中进士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使他有机会接触京师各级官员,尤其是与具有维新思想的官员陈炽、黄遵宪等人的交往,既使宋育仁感觉与他们志向相投,也对他维新变法意识的形成起到刺激催化作用。
1891年是宋育仁维新思想形成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年。是年,他受命赴广西担任乡试副主考官,广西之行使他对内地贫瘠落后的状况有了更直观、丰富的感性认识,同时列强侵略导致的西南边境水路门户洞开的状况震撼着他的内心,他深刻认识到中国维新改革亟不可待,酝酿心中已久的维新之心愈发迫切。同年,他写成以批判时弊、倡导维新为主要内容的著作《时务论》,其中他明确提出中国非维新不可且维新迫在眉睫的观点,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多方面阐述了维新变革的具体主张。《时务论》的写成标志着宋育仁的维新思想初步形成了。
1894年也是宋育仁人生中的关键年份。该年他以驻英、法、意、比四国二等参赞的身份出使西洋,常驻伦敦。外交官的特殊身份使他有机会近距离了解西方社会,得以结交各界名流,如英国著名政治家麦格、英国著名学者麦克斯·穆勒、汉学家理雅各等知名人士,得以自由出入议院、学校、企业、教堂等场所,这极大提升了宋育仁的西学素养和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深度。亲身感受到中西现状的差距后,宋育仁内心产生前所未有的震撼,学习西方、主张维新的决心愈加坚定。出使期间,他奋笔疾书,撰成《泰西各国采风记》,书中介绍了西方政治、教育、宗教、礼俗、公法方面的情况,阐述了他对中西文明的看法以及维新变革的主张。值得一提的是,在宋育仁出使期间,正值国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际,他虽身处异域,却心系祖国,密切关注战势走向,得知清军节节败退,他策划了借洋款、购洋舰、募洋兵以“奇袭长崎”的“潜师之谋”,“炮舰毕集,整装待发”,此举可谓惊天地、泣鬼神,显示出宋育仁超乎常人的勇气和胆略,最终《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他的计划彻底破产,这件事使他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中国衰落贫困的状况认识得更加深刻,内心深处的维新之心也更加坚定了。1895年8月,归国途中,极度愤懑的宋育仁写成《借筹记》一书,详细记录了他谋划奇袭长崎的始末。
三
《马关条约》签订后,举国震惊,维新变法成朝野不少有识之士的共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由此肇始。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积极参与其中,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加入到维新运动这场救亡图存运动,不愧为一名杰出的维新志士。一方面,他扮演了“坐而言”的维新思想家的角色,维新思想内涵丰富,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多领域;另一方面,他扮演了“起而行”的维新实践家的角色,被誉为“四川报业鼻祖”“巴蜀近代民族工商业创始人”,无愧为四川维新运动领袖。
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通过著书立说、上折清廷等方式,建构维新思想体系。他在自己创办的《渝报》《蜀学报》上发表了《学报序例》《复古即所以维新论》《原学校》《宋检讨育仁债式议》《车里界议》《守御论》《翰林院代奏宋检讨》等多篇宣传维新的文章,还对1891年完成初稿的维新名著《时务论》进行修订、充实,并将修订后的《时务论》在《渝报》上连载。至此,宋育仁的维新思想体系大厦已基本建成,其维新思想内涵丰富,涵盖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领域。政治方面,揭露君主专制制度的弊端,主张整顿吏治,倡导实行议会制度;经济方面,抨击了晚清以来不合理的经济制度,提倡向西方学习,发展民族工商业、整顿税制、铸造金币、设立银行、发展交通等;军事方面,提出以西方军事制度为样本,通过改革兵制、创办军事学堂等培养近代军事人才;教育方面,抨击科举制度弊端,主张兴办新式学堂等。
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通过讲自强、办实业、创报刊、建学会、掌书院、译西学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维新实践。他在英国筹划的“奇袭长崎”之谋虽遭破产,但他所写的《借筹记》很快在京城士林中流传开来,宋育仁因此而名声大振,在国内维新派的知名度也随之提高,1895年回国之后,随即受聘为北京强学会都讲,主讲“中国自强之学”,大力宣扬“复古改制”主张,呼吁变法自强。次年,他因善于工商之名被清廷任命为“四川商务矿务总局监督”,矿务随后改官办。抵川后,他设招商局于重庆,以“抵制洋货、挽回利权”为宗旨,先后在重庆、成都、泸州等地,主持开办了洋车、洋烛、煤油、玻璃、药材等30多家实业公司,实施了一系列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举措,在他的推动下,巴蜀地区的近代民族工商业得以起步,宋育仁扮演了“巴蜀地区近代民族工商业开创者”的角色,功不可没。
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认识到媒体对于宣传维新的重要性,先后创办《渝报》《蜀学报》,以宣扬维新变法、鼓吹救亡图存为特色,他因此成为四川报业鼻祖。1898年,宋育仁还受聘为母校尊经书院的山长,他主持下的书院大力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及政治学说,积极宣扬维新变法思想。同年,他与好友共创四川第一个维新团体——蜀学会,并主持编印《蜀学丛书》,大力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教育等制度,还主持翻印《天演论》《原富》等名著,亲自为《法意》做注,写成《法意抄案》一书。戊戌变法期间,宋育仁虽远在四川,但与尊经书院昔日同窗好友、维新派积极分子、时任军机章京的杨锐频繁书信往来,以及时了解京城戊戌变法的进展态势。戊戌政变后,宋育仁“四川商务矿务总局监督”的职务随即被罢免,四川一切新政全部被废除,宋育仁被召回京,在湖北巡抚谭继洵、河南巡抚刘树棠等高官的力保下,他才免遭杀身之祸,赋闲在京。
四
黑格尔说,“没有人能超越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超越他的皮肤”。宋育仁的维新思想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产物,其形成与发展必然会受其所生存时代的影响,晚清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尊经书院的求学经历、出使西方的特殊经历、忧患意识与经世观念等因素促进了宋育仁维新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宋育仁维新思想体系内容丰富,他所提出的维新变法方案,虽然没有被最高统治者采纳,没能转化为国家政策予以实施颁布,但其宏大的维新思想体系是近代中国维新思想史及思想史宝库中的精神财富。他的维新思想有其独特之处,其一,关注经济、追求富强。宋育仁对经济问题用力尤多,思考尤勤,为同时代言经济者中的佼佼者,能像他一样在经济方面做到立言和立行均取得较大成就的维新思想家,近代史上为数不多。其二,胸怀忧患、关注现实。忧患意识贯穿宋育仁维新思想的各方面,忧边疆危机,忧民生日艰,忧利权外溢等。
他对现实问题尤为关注,针对吏治、边疆、币制、税制、交通、金融、工商、农业等领域存在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对症下药,开出了医治“顽疾”的药方,其中某些思想主张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宋育仁维新思想中的局限性与闪光点并存,如他过度尊崇儒学、捍卫孔教的言论与他积极参与维新运动的实际行动相矛盾,这恰好说明他思想深处维新与守旧、传统与新知的交汇与碰撞;另外,他对西学掌握的深度不足,这导致他一边大力主张中国开设议院,一边却又反对自由、平等思想,孰不知西方议会制度正是为保障公民自由、平等权利而生。宋育仁维新思想中的局限性与当时多数维新之士相同,这与他们自身的局限相关外,还与他们所生存时代的局限性有关。
作为一名级别不算高的官员,宋育仁胸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忱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位卑未敢忘忧国”,努力实现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抱负,努力为实现维新强国之梦而执着奋斗,其品令人敬佩,其行发人深省,其重要历史贡献更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本文为节选)
作者简介:董凌锋,历史学博士,近代史学者,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宋育仁十余年,出版学术专著《宋育仁维新思想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年版),主编大型历史文献《宋育仁文集》(共14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
编辑:周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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