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富顺县法院帮助农民工讨薪,劳务费兑现现场
长期以来,各种劳动维权的声音从未停息,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尽管有国家出台政策法规做保障,但由于农民工劳务等情况非常复杂,拖欠工资等情况依然时常发生。连日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虽然单纯的恶性拖欠民工工资事件在我市范围内已经较少发生,法院受理量也呈下降趋势,但民工维权面临的实际问题,依然复杂。
案 例
跨省维权
律师与5名民工饱尝艰辛
3年多前,被告陈某某承包了位于自贡市区某房建工程的劳务作业,并雇佣了原告李某某等人为其提供劳务。工程完工后,陈某某以工程亏损为由,迟迟未支付原告李某某等人近20万元的劳务费。其后3年间,原告方多次追讨未果。今年3月,李某某等共50人诉至富顺县法院,请求判令陈某某支付所欠劳务费。在承办法官的不懈努力之下,该系列案开庭前,陈某某终于赶至法院,与50名原告进行账目核对,确认所欠劳务费金额,达成了分期支付的协议。
而此前我市历时近4年的一起跨省民工工伤赔偿维权案,就没有这么顺利了。
“法院判决生效,但执行面临的难题,绝非一般!”接受采访期间,市总工会职工维权律师团律师李伟脸上短暂的笑容,再次化为无奈。
接手这起复杂的工伤赔偿维权案,李伟碾转自贡荣县、乐山峨眉、攀枝花、云南省丽江市等地十余次,自行垫付交通住宿等费用两万余元,代表民工向当地有关部门投诉,指导民工留存和收集证据资料。从投诉到职业病诊断,再到职业病鉴定,从工伤认定到鉴定,从申请仲裁到法院诉讼,再到二审、发回重审、再次二审,直到终审判决生效,李伟与自贡5名民工一同饱尝维权艰辛。
时间回到2012年,荣县人罗华丰(化名)与4个同乡已在云南的一个煤矿打工多年。那是地处丽江市华坪县的一家小煤矿,因安全保护措施不到位,从这家煤矿走出的民工常被查出患有尘肺病。即将离开煤矿的罗华丰等5人“豁出去”为自己做了一次体检,结果似乎已在预想之中——尘肺病将“陪伴”他们的后半生。
罗华丰等5人通过各种渠道寻求解决的办法,最后想到了法律援助,李伟接下了这起案子。
“职业病维权案,程序非常复杂,涉及的部门之多。跨省案件就更不用说了。”李伟细数起了这其中“找部门”的曲折,从云南省煤管局、煤监局、卫生局、工商局、劳动局、信访办……一直数到了华坪县中心镇政府。“光是协调煤矿方出来配合民工做职业病诊断,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李伟说,这还是整个案子中万分之一的困难,“没有办法,我直接找到当地县长级别的官员出来做协调,才促成煤矿方愿意配合。”
之后,在职业病鉴定、工伤认定和鉴定中,罗华丰等还遭遇“市级鉴定机构缺失”等难题;在进入劳动争议仲裁阶段,因煤矿变更主体,几经易主,还变更了煤矿名称,罗华丰等人的维权时间无奈又被拖延。终于,李伟与罗华丰等人一起走到了法院诉讼阶段,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次二审,盼到了丽江市中院终审判决生效的那一天。“上百万的赔偿金,执行层面却再陷僵局。有各方面的因素。”李伟说,虽感无奈,但有明确结果,终究要走下去。
现 状
法律援助
成为民工最后救命稻草
农民工工伤、讨薪等维权案,总是面临缺乏证据,立案难、跨度长,以及打赢了官司也不能马上拿到钱等情况。民工维权何以如此艰辛?多角度找原因,除了整个社会的用工环境以外,民工自身和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看重眼前利益(即时给付的现金工钱),这让他们失去的更多。”何信建律师认为,劳动权益远不止这些。“工作场所的安全措施、卫生条件、社会保险等就业基本权利的保障,这些关乎长远的东西,他们却很少意识到。”何信建谈道,当民工权益受损时,有的人可能会采取不当的方式进行处理,还有的甚至忽视了维权。至于企业层面,许多企业并未认识到劳资双方建立长久、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才利于企业的长久发展。因此,一些企业在发展中不惜牺牲员工利益为代价,在遇到民工维权纠纷时,许多企业推卸责任,消极配合,始终将企业利益的考量放在员工利益之上。
“正因如此,证据收集难让许多维权官司举步维艰。”该律师团钟铃律师表示,事过境迁之后的弥补,让案件办理难度增大,“追究原因,最终还是要谈到员工的‘法律意识’这个问题上来。”尽管有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越来越倾向通过法律手段应对讨薪、工伤等问题”,但最终选择法律维权的农民工比例仍十分有限。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前,社会舆论和相关部门都对农民工维权相当重视,只要证据确凿,事实清晰,维权成功的希望较大。但一些农民工往往把法律援助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却错过了最佳的维权节点。
发生在我市龙湖片区某建筑工地的一工伤赔偿纠纷案就是典型例子。2012年,黄云贵(化名)在工地摔伤后,未及时维权,已落下残疾的黄云贵直到2014年才找到企业协商,错过工伤认定时间,丧失最佳维权时机。只能等待赔偿款减半甚至更少的协商结果。
方 向
曝光处罚
自贡解决执行难效果显现
2011年,自贡市总工会职工维权律师团应运而生,并与28个城市建立城际维权协作关系,工会组织维权水平和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截至目前,共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500余件,涉及工伤、工资、社保、职业病等多种案件类型。
针对近年来时有发生的工伤、讨薪等维权事件,社会各界一直在追问“为什么如此之难”?“症结在哪里”?——“用工环境”和“执行力”问题是记者在此次调查采访中始终绕不开的关键词。业内人士谈道,虽有《劳动合同法》保障,但在实际用工中,签订合同的农民工又有多少?其次是执行力,即便赢了官司也不一定能拿到钱的情况,现在依旧存在。
民工维权案面临执行难的原因有哪些?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相关负责人分析,与被执行企业真实的履行能力密切相关。“如果有能力履行,就取决于被执行人真实的财产状况是否能被查到;若法院穷尽措施都无法查到,就会有两种可能——确实没有履行能力或恶意躲避执行。”
针对“恶意逃避”行为,最高法于2013年10月建立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效果正在逐步显现。我市已多次集中曝光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曝光“老赖”(法人和自然人)均被录入央行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这些“具备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义务”的失信被执行人,将在未来的获取贷款、信用消费,以及乘坐飞机和高铁等方面受限。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面对民工维权“执行难”,调转思路,“或许加强预防机制的建立、完善和逗硬”显得更为重要。
编辑:周童天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