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带领我们走向未来。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自贡网讯(记者 周嘉 李涛)据自贡市教育局统计,目前,全市县镇以下乡村学校(含教学点)有446所,其中学生少于100人的学校(含教学点)有近50所,共有在校生8.3万,教师仅4000人。教师紧缺是这些乡村学校面临的严峻问题。
在四周弥漫着世俗习气的环境里,乡村教师们依然坚守着内心的淡泊与清雅。他们以最朴素的爱浇灌着每一棵小花小草,默默地守护着这片精神高地,守护着这些孩子们的未来。
4月29日,骄阳似火,富顺县李桥镇高滩九年制学校上空飘扬的国旗,在大山深处格外显眼。由于交通不便,记者驱车从县城出发,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这所偏远的乡村学校。
已有82年办学历史的高滩九年制学校,坐落在宜宾、南溪、富顺三县交界的群山之中,距离最近的场镇17公里,距离富顺县城50公里,是自贡最偏远的乡村学校之一。目前,学校辖高滩村完小部、五福村小、黑凼村教学点。全校246名学生,95%以上是留守儿童。
这里,4年前新修了一条2米宽的乡村水泥路,但至今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出入其中。由于地处偏远、条件艰苦、学生又少,数十年来,不少来这里的老师,都很难坚持长久,一个个相继离去。
是老师,也是炊事员。
无悔奉献的夫妻档
2002年,19岁的刘娣从荣县玉章师范学校毕业。在高滩村,她是唯一的师范类女中专生。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她考上师范学校后,会走出这个贫困闭塞的山村。但她的老师、高滩九年制学校校长刘彬说了一句话:“村里太穷,实在没有老师愿意来,你回来吧。”为此,她回到了母校。
“生于斯长于斯,我对这片土地有着深深的感情。”刘娣说,校长是自己的老师,上一任校长又是现任校长的老师。是他们用自己的坚守,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学生,传承着乡村教师播撒知识的薪火。
“刚来时,我很不适应。这里几乎与外界隔绝,甚至找对象都成了问题,这让自己一度想离开。”与刘娣不同,她的爱人、同校的老师郑永彬来自城市。
郑永彬说,在学校里他认识了刘娣,由于年龄相仿,两人经常一起交流、学习,这才让自己消沉的心稍有振作,乏味的生活有了一丝色彩。
一天晚上,校长刘彬来到了郑永彬的宿舍。
“干脆你和小刘结婚吧!”校长冷不丁一句话,让他愣住了。他知道,校长这样做是为了“栓”住自己。但考虑到自己到了适婚的年龄,加上和刘娣的感情日益深厚,他默默地点点头。
终于,2009年,两人结婚了。从此,一个人的坚守,就变成了一家人的坚守。
“这些年,我们的家庭情况还算好,也没有两地分居的烦恼。但现在最担心的是,自己已到入托年龄的孩子怎么办?村里没有幼儿园,我们两个教学任务又重,完全没有时间照顾她。”刘娣说,今年4岁的女儿,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寄养在外婆家,由于母亲文化程度不高,她很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再次惹动这对夫妻流动想法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
2013年,刘娣参加了自贡高新区人社局公招教师考试,并顺利进入面试。
“走?还是留下?”面试前一晚,刘娣扪心自问,夜不能寐。和小山村天壤之别的城市环境、优越条件让她激动,但同时,心中又反复浮现出隐隐的愧疚……
第二天,她毅然放弃了到自贡城区任教的机会,选择继续留在高滩九年制学校任教。
“也不是说我有多高尚,但这些学生的确很需要我,我走了他们怎么办?为了这些留守儿童,我只能把女儿也‘变’成留守儿童。”说到这,刘娣别过头去,眼睛湿润了。
“我从不强留老师,毕竟到城市工作的机会,对他们而言或许一辈子只有一次。”在校长刘彬看来,乡土情、师生情、夫妻情,是这些老师扎根农村的最大动力。
据了解,高滩九年制学校完小部共22名教师,有一半以上来自当地,其中有6对12名都是夫妻教师,他们将人生最灿烂的青春无悔地奉献给了这些山区的孩子。
“听众”不多,也一样投入。
不断跋涉的追梦人
每周日下午3时前出门,从自贡长途汽车站坐车到富顺县板桥镇,再坐班车到李桥镇,再搭乘村民的摩托车,赶在晚上6时30分前进学校。这是盛莉莉三年来雷打不动的时间表。
2012年初春,富顺县教师公招考试名列前茅的盛莉莉,主动选择来到了这里。
与学校大部分来自当地的教师有些不同——她家在自贡城区,丈夫是四川理工学院的教师,有一个6岁的儿子。在此之前,她在深圳外企做过白领,在自贡城区一所学校做过老师。
在所有人看来,这个决定太不可思议。在前往学校报到的路上,校长刘彬就给她打“预防针”:“我们村又穷又偏,许多人都呆不住。上一个英语老师,来了半年就辞职回家了。”
尽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眼前的一切,还是给长期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她很大的冲击。“每天晚上看着四周漆黑的山都想回城里,哭得嗷嗷的,特别不适应。”盛莉莉毫不掩饰地说,初次到山区任教,思家念亲的情绪非常强烈。
“‘阿姨,你就是我们新的英语老师吗?你也会像之前的老师一样,呆一阵就走吗?’孩子们蹦跳着跑过来抱着我问。我的心立刻就软了。看着孩子求知若渴的眼神,你再想走,也迈不动脚了。”盛莉莉说,三年前第一天走进课堂的场景,在自己的记忆里恍如昨日。
自此,每个工作日,一个人住在墙体斑驳、仅10平方米的单身宿舍里;每周末,换乘3小时班车,辗转家与学校之间;由于村里没有商铺,每次返校还要大包小包地背上菜、米、油、盐在内的所有生活用品……多少个深夜,她从梦中惊醒,泪湿枕巾;多少次她扪心自问,自己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
然而,她依然没有离开。
“当乡村教师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怀揣了多年的梦想。”盛莉莉坚定地说,现在,自己已经不再去想“去与留”的问题,只想好好教书,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这就够了。
盛莉莉,在别人离开的时候,她留下;在别人收获的时候,她还在播种。
等待支援的留守者
李桥镇黑凼村,2名老师、17个学生就是一所学校。在这里,邓定江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山里娃。
1978年,16岁的邓定江作为村里唯一的初中生,来到高滩九年制学校黑凼教学点教书,一教就是37年。
“我们村穷,外面的老师都不愿意来。”邓定江说,这里原本是一所六年制学校,随着村里外出务工、迁居下山的人越来越多,学生逐年减少,老师也一个个离开。到上世纪90年代末,只剩下自己和另一名代课老师雷崇良,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一位新老师。
在简陋的教师办公室里,张贴着一张两个年级的课程表,详细安排了幼儿班和二年级的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美术、思想品德等七八门课程。
“因为学生少,学校只有两个班。过去我们一人上一个班的课,后来觉得太枯燥,就换着上。”邓定江憨厚地笑着说,第一节课上二年级,第二节课换去上幼儿班,第三节课又换回来,两人每天就这样循环重复着。
17名学生,散居在村里,虽然路程不太远,但山路崎岖难行,学校的山坡下还有一条小河沟。这些学生,在家吃过早饭后到校,然后下午3点多放学回家。教学之余,两名老师便成了学生的“保姆”。
“学校没有通自来水,每天我们要步行很远,到井边给孩子们挑水;为了保障孩子的安全,还要接送学生上学放学……学校里扫地、钉窗户,所有的活都得自己干。”邓定江无奈地说,自己年龄越来越大,别说教这么多门课,单单照顾娃娃生活,就让自己感到身体有些吃不消。
邓定江有两个儿子,都已经在城里成了家有了孩子。他们此前曾多次想让邓定江出去走走,邓定江总说“抽不出时间”。前年,他的爱人也迁居去了城里,邓定江还是选择留在了山上。
在山上生活了一辈子,在学校里教了一辈子书。邓定江说,自己一个人闲着就会望望家门对面的山坡,“总是幻想着有新老师能来,我或许可以调去完小部教书,这也算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了看。”
“再过几年我就退休了,这些孩子又怎么办呢?”邓老师颇有些忧虑地说,如果再没有新老师来,以后这里的孩子就得走十几里山路到完小部上学。
如果说乡村教师是一群坚守者,那他们现在最期望的是城市的支援,期盼的是新的、年轻的教师向他们走来。
编辑: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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