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盐为百味之祖,自贡为井盐之都。勤劳、智慧的自贡先民不仅创造了世界井盐之都的辉煌,促使经济大发展并由此带来文化大繁荣,其影响力还辐射到周边地区,甚至惠泽了遥远的食盐运输重要驿站、码头所在地,其中所受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数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城所在地盐井镇、贵州省遵义市管辖的仁怀市茅台镇。前者连今人的口音、风俗等也与自贡人几乎相同,而茅台镇盛产的茅台“国酒”竟然源于在自贡地区发家致富的陕西籍盐商。
云南盐津县:讲一口“自贡话”的云南人
乘坐火车从自贡出发,沿着内昆线铁路前行,经过宜宾市,路过云南省昭通市水富县,就到了该市盐津县城所在地盐井镇。到过此地的自贡人会发现,当地人的口音和自己的口音非常相似,却与相距较近的宜宾人的口音有所不同。
登陆盐津县门户网站,会发现在《盐津民风民俗》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述:“盐津汉语方言属北方方言区,系西南官话的云南次方言滇东北片的一个方言点。由于毗连四川宜宾市筠连县、高县、宜宾县,多有川籍人来此定居,方言深受川南话影响,尤与川南自贡音系接近,致有‘三川半’语的戏称。”这段文字肯定了盐津与自贡口音接近,但没有说明为何会是这样的原因。
“盐津人的口音与自贡人几乎一样,我们是在1995年发现的。”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盐史专家黄健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那年他们一行人去盐津发现这一现象时非常惊讶,因为自贡毗邻的乐山、宜宾、泸州等川江一线的城市,与自贡地区都相差甚大——其口音语句的前段有较强的爆破音和重读音,而自贡地区发音强调卷舌,“四”与“十”、“盐”与“淫”读音泾渭分明,可是与自贡相距300多公里并隔着宜宾市的云南盐津,没有云南口音、宜宾口音,却与自贡口音相近。
“我们最初以为被接触者是前往当地务工、做买卖的自贡人,后又怀疑他们是自贡籍知青,因为与当地人结婚等原因留在了盐津。”黄健说,随着走访的深入,发现当地人普遍与自贡人口音一致,大家决定探个究竟,通过深入研究、了解,才发现这一现象是当年自贡井盐业异常发达,盐井镇是自贡井盐一个非常重要的盐运中转站导致的。
深受自贡井盐文化的影响
自贡地区的井盐业,肇始于东汉章帝时期。清乾隆时,自贡地区成为四川五大中心产盐场地之一;到清嘉庆、道光时成为四川三大中心产盐场地之一;至清咸丰、同治年间,在太平天国运动导致的“川盐济楚”中,更成为四川井盐中心产盐场地,独执四川盐业之牛耳。自贡地区因此成为“富庶甲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经济大发展促进了文化大繁荣,自贡地区不仅有了“戏窝窝”的美誉,还有在全川乃至全国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书画社等。
盐津县地处滇川结合部,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四川盆地西南边缘。据黄健考证,盐津古为僰人居住地,自秦开“五尺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加强对南中地区的统治,制定了“通道置吏”的策略,命常頞主持修建由四川盆地通向云贵高原的重要道路)后便为中原入滇要地,并先后被四川的蜀郡、健为郡等管辖。作为交通要道,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夜郎文化、巴蜀文化与滇中文化在此交汇融和,形成独具特色、异彩纷呈的“三川半”文化,但对其影响最深远的还是首推自贡井盐文化。据考证,公元587年,盐津地区置开边县,到清乾隆时期,盐井镇因作为自贡井盐及相关物资重要集散地,逐渐发展成为该地区的中心。
盐津,顾名思义即运输盐的渡口。横江不仅将盐津县城揽入怀中,还流经大半个县域。过去,川滇两省互为盐销区,四川主要盐场均在川中东部,到川西南的凉山州、攀枝花市交通极其不便,与之毗邻的滇盐产区的食盐便销往这些地方;销往滇东北昭通地区的川盐,则都是自贡地区的富荣盐场生产的。自贡井盐销往昭通地区始于清代乾隆时期,盐井镇因系自贡井盐销往昭通地区船只停靠的重要码头,渐兴商贾,不仅众多自贡盐运工、盐商往来、屯驻在这里,自贡盐场所需要的部分役牛及相关生产、生活物资也经这里输入。至清朝末年,该地逐渐发展成为物资集散中心,盐运工与商贾云集,茶馆、饭馆、酒馆、栈房林立。每至夜晚,正街上灯红酒绿,笙歌笑声直冲云霄。大茶馆中的说书声、提篮叫卖小吃的声音、打更匠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正是“夜市连三鼓,盐船起五更”。
1917年,该地区正式设县,定名为盐津,治所在盐井镇。
古代自贡人给盐津带去了财富和先进的文化,自贡口音因此逐渐成为该地区的主流口音。经济宽裕、文化发达的自贡人对盐津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立体化的,自贡很多风味食品的制作技艺被带到了这里,至今当地仍盛行糯米饭、腌腊肉、猪儿粑、包谷粑等自贡地方传统佳肴。此外,盐津人的婚姻习俗、耍龙灯等民俗均与自贡大同小异。甚至盐津县许多地名都与自贡的雷同,在盐津县目前管辖的六镇四乡中,与我市的乡镇同名的就有庙坝、兴隆两乡镇。
贵州茅台镇:自贡井盐入黔的目的地之一
贵州省遵义市管辖的仁怀市茅台镇是黔北名镇,原因有三:一是红彤彤的长征文化,红军四渡赤水中的第三渡在茅台;二是灿烂的酒文化,1915年,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进而誉满全球;三是厚重的盐文化,古有“川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清人郑珍语)的繁华写照。鲜为人知的是,正是因为有“秦商聚茅台”,才有了茅台国酒。
“贵州不产盐,主要依赖四川自贡井盐。”2011年,某报一篇题为《失踪的茅台酒传奇》的文章中这样介绍说。据黄健考证,自贡井盐入黔主要通过4个口岸:泸州市的叙(永)岸、贵州省的仁(怀)岸、重庆市的綦(江)岸及涪(陵)岸。其中,仁(怀)岸的运输线路是:从自流井区张家沱码头出发,沿釜溪河一路下行,到富顺县富世镇入沱江,又一路向东到泸州市江阳区入长江,到达泸州市合江县后,转入到在此汇入长江的赤水河,再一路南下到达贵州省遵义市管辖的赤水市,又经习水、二郎滩,最后到达茅台镇——当时茅台还只是一个村。
据史料记载,古代濮僚部落世居于茅台。当年此地马桑树漫山遍野,故得名马桑湾。后来在赤水河东岸发现了一股纯净的泉水,水质极佳。濮僚部落砌了一口四方形的水井,方便来往行人饮用,时间长了,人们便称此地为“四方井”。此后,随着人类活动逐渐频繁,并逐步开发,历代濮僚人在街后筑土台、立灯杆祭祀祖先,对先人开荒之举表示崇敬,后人因此称此地为茅台。元朝中期,官方正式将其定名为茅台村。
茅台自然环境优越,水质极佳而独特,以至有“离开了茅台,就酿不出茅台酒”之说。然而,人类掌握酿酒技术后,经过了上千年,才有了茅台酒。由此可知,孕育茅台酒,除了自然条件外,还得有所需的经济条件等因素,具体说,还得有开发和发展茅台酒的雄厚资金、高超的酿造工艺、高水准的经营管理人才、变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为繁荣的商品经济等因素。要把这些因素集聚到茅台这个小村,并非易事。然而,一个偶然的契机,使比登天还难的事变成了现实。这就是清王朝为运云南之铜、贵州之铅,以解政府制币之需,而进行的整治、开通长江和赤水河航道的浩瀚工程,即清乾隆十年(1745年)贵州总督张广泗奏请朝廷开凿的赤水河道。
陕西籍自贡盐商成就茅台酒
据黄健等人考证,在此之前的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个别陕西商人来到自贡地区经营他们熟悉的钱庄、当铺的同时,开始贩运井盐到川滇黔边。清雍正年间,大批陕西商人陆续聚集到自流井,他们勇于开拓,敢于在原来川人不敢或不愿去的地方大胆开辟新的市场,并且在回程时捎带下游的布匹、瓷器、山货等到自贡地区出售,利润颇丰。有了丰厚的财富积累后,陕商们开始买地造屋,并于乾隆元年(1736年)投资万两白银,在自流井区修建西秦会馆。清嘉庆以后,陕商开始投入井灶生产,至第一次“川盐济楚”时,陕商进入鼎盛时期。据清代刘蓉在相关文献中记载:“川盐各厂井灶,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而销往贵州、云南两省的自贡井盐,几乎都由陕西商人贩运。可见,陕西商人在自贡地区的富有程度。
赤水河道疏通后,茅台被辟为“仁岸”起岸点,很快成为川盐水陆转运的枢纽,川盐入黔总量的30.7%由此起运各地,因此成为“川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的繁华集镇。不仅如此,由于水路畅通,八方商贾云集,运盐马帮和舟楫络绎不绝,茅台还是黔北重要的交通口岸和其他物资集散地,秦商与黔商等在此进行其他大宗商品交易,使得这里成为五花八门的商品的批发市场,迅速形成异常繁荣的商品经济。
明朝后期,因为利益原因,山西商帮与陕西商帮“联姻”,共结“秦晋之好”,形成跨省的山陕商帮。于是,在山西商人、陕西商人所经营的项目中,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据黄健考证,最迟于1803年,具有雄厚资金和先进经营管理水平的陕西商人,通过山西商人获得杏花村酒的原料和制作工艺,带着具有创新能力的陕西酒师来到茅台村酿酒。酒师通过努力探索,很快掌握了高品味蒸馏酒的酿造技术,使得茅台在井盐和其他物资贸易昌盛的同时,酒业也逐渐兴盛起来。茅台酒是陕西盐商的附带产品,同时又是那些行商和坐商的重要商品。秦商将川盐贩运到茅台,再趸给黔商,由他们通过陆路贩运到贵州省各地出售,自己却像捎带布匹、瓷器、山货等一样,将大量茅台酒带回自贡地区销售。在清嘉庆年间,茅台镇的酒无论是数量(年产量达170吨)、质量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形成了“家唯储酒卖,船只载盐多”的繁荣局面。这样的局面保持了近百年。
1915年,贵州省以茅台造酒公司名义,将当地两家烧房出产的茅台酒送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参展,荣膺金奖。从此,茅台酒与苏格兰威士忌酒、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酒并称世界三大蒸馏白酒。新中国成立后,经公司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茅台酒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而被尊为“国酒”。(记者 蒋周德)
编辑:袁驰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