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佛义渡兴起于何时,系何人所为,又是如何保证其持续运行的?多年来,这段历史始终无证可考。两块义渡章程碑的发现,终于揭开了这一谜底。同时,遗落民间60来年的这两块义渡章程碑,也是我市考古工作中的重大发现,其详尽的碑文在全国也属罕见。
牛佛义渡碑 揭秘一段百年前的盐商善举
义者,为公益而远功利之举也。顾名思义,义渡就是渡船载人载货过河不取报酬。富顺有沱江之利,自古航运兴盛,沱江流经富顺的水域长达96.65公里。据清道光七年《富顺县志》载,义渡在清康熙年间就开始在富顺出现。清时富顺县的义渡有赵化渡、东关渡、石灰溪渡、黑石嘴渡、邓井关渡、牛佛渡等等。
2008年,原本立于牛佛北岸码头的牛佛义渡章程碑,在遗落民间60来年后重见天日,作为见证历史的珍贵文物,两块义渡碑的合璧,终于将牛佛义渡创建谜团揭开。这一重大考古发现,更挖掘出自贡盐业世家王三畏堂、李陶淑堂又一堪载青史的善举。
百岁石碑重见天日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的那个下午,正在编纂《牛佛镇志》的吴远福,在远离市区30公里外的大安区牛佛古镇的一处山野中,发现了一块刻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的石碑。用他当时的话说:“这一‘增设义渡以资利济’石碑的发现,带给我心灵深处的震撼,胜过刚刚经历过的8级强震。”
2008年5月,自贡市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正全面开展,当时作为《牛佛镇志》主编的吴远福,也成为文物“三普”工作的参与者。5月12日上午,听当地人讲,牛佛镇金星村一处山坡上的堰塘边,有一块排水沟渠的盖板上刻有文字,可能是一块古碑。吴远福决定下午前往实地考察。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8级地震,自贡地区有持续的强烈震感。在牛佛古镇,吴远福也同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震感。“但事先有约,不能因为地震而改变。下午三点多钟,我赶到了金星村。”吴远福回忆说,在一个堰塘边的泥土小道上,他找到了那块被用作排水沟盖板的石碑。“我用稻草轻轻擦去石板上的泥土,一行行工整的正楷碑文清晰地显现了出来。这居然是记载牛佛增设义渡的古碑!王三畏堂和李陶淑堂之名,赫然位列于碑首。”
吴远福说,在此之前,他查阅过的有关牛佛义渡的记述文字中,从来没有过王三畏堂和李陶淑堂的记载。这一“增设义渡以资利济”石碑的发现,极大地震撼了他。
吴远福小心翼翼地拭净泥土,拍下了一组照片。离开时,他将稻草盖在上面,以免裸露的碑刻被人为毁损。
从金星村发现的这块义渡碑上,看不出增设义渡的时间。几天后,在牛佛古镇的另一处地方,吴远福竟然又找到了另一块义渡碑,正好与金星村那块义渡碑合成完整的内容。只是第二块碑损毁严重,碑文辨识极难。从第二块石碑上吴远福得知,义渡碑原刊立于牛佛渡沱江北岸码头,时间是清同治六年四月初四日。
不久后,两块义渡碑被运到了牛佛镇政府院内,结束了它们的漂流之旅。
现任盐业历史博物馆文物保管部主任侯虹,当时是自贡市文物普查队队长。侯虹查看此碑后认为,牛佛义渡碑作为我市目前发现的唯一义渡碑,是我市文物“三普”工作中的考古新发现,对于研究自贡盐业发展和盐运水道发展具有极大的文史价值。义渡碑属于不可移动文物,应当被保护起来。
揭秘义渡创建之谜
两块牛佛义渡碑外观为黄浆石质,规格同为高174厘米、宽87厘米、厚14厘米。它原刊立于牛佛渡北岸码头,上个世纪50年代流落民间,后被弃置荒野,故两碑均有不同程度的毁损。作为见证历史的珍贵文物,义渡章程碑具有重要文史价值,它们的发现,同时也揭开了牛佛义渡的创建谜团。
义渡的投资其实很简单,建个简易码头,买渡船和聘请渡工。兴办义渡不难,关键是义渡得长期维持方能凸显出它的作用,而渡工工资和修补渡船都得花钱,这属于公益慈善事业,应该由谁来投资呢?
自贡的盐业世家,以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资本家们拥有的财富,多是靠劳动和智慧得来。他们在聚集财富之后,往往乐善好施,造福乡梓。清代、民国时期,王、李二姓是自贡的大族,有“河东王、河西李”之谓。在自流井盐业世家中,王三畏堂尤其富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抗战时期的爱国献金运动,自贡各界慷慨捐款,创造了全国献金纪录。其时,王三畏堂的掌门人王德谦捐献1500万元,与盐商余述怀双双突破全国个人献金的最高纪录。在那国难当头之时,盐业世家写下了光彩的一页。
吴远福告诉记者,据史料记载,义渡兴办之时正值“川盐济楚”之际,是王朗云执掌王三畏堂的极盛时期。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太平天国兴起;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淮盐至湖北的运道阻塞,清廷准其借销川盐,是为“川盐济楚”之始,亦为富荣两场开创了黄金时代。另据《富顺自流井珍珠山王氏宝善祠四修家谱》卷十二《广编墓志铭朗云王君墓志铭》称其“首创牛佛渡义船”。此语与义渡碑文相印证,为牛佛义渡始于清同治年间提供了佐证,而不是以前文史资料中所谓的牛佛义渡始于乾隆年间。
通过对金星村村民的走访,吴远福打听到了牛佛义渡碑的民间漂流过程。那是在上世纪50年代,因牛佛义渡被废止,金星村一村民便将沱江北岸码头的几块石碑搬弄回家,用来砌了猪圈。后来该村民家中人等悉尽去世,石碑便被弃置于荒野。由于曾被用作猪圈栏板,石碑上下两端皆被凿出凹槽。经考证,义渡碑上端首行损文半字、下端末二行文字悉毁。在对碑文抄录、整理后,结合上下文内容及其他史料,吴远福对碑文进行了订正,补出了部分被毁损文字。
详细碑文全国罕见
“在中国发现的绝大多数义渡碑中,碑文一般比较简单,其作用仅仅为标明码头的位置,对义渡的运作方式均未涉及。而牛佛义渡碑则载有完整的义渡章程,碑文长达千余字,详细记录了义渡的设立缘由和规模、资金筹措方式、管理规范以及安全保障措施等,这在全国都是极其罕见的。”吴远福告诉记者,在1991年牛佛沱江公路大桥建成通车前,两岸全靠横渡往来。历史上,自贡井盐东运,隆昌方向粮食西来,牛佛是咽喉要道。骡马队、挑夫、民众来往,愁于过河,叹曰“隔河千里”。
牛佛义渡碑文中清晰地记录了当时兴建义渡的原因:牛佛渡自清乾隆年间兴设渡船二只,至同治年间,已远远不能满足运送所需,以致小船把持渡口,敲诈勒索,令行人苦不堪言,特别是每当江水泛涨之时,人多船少,常遭覆溺。
自流井盐商王三畏堂、李陶淑堂和当地士绅看到这种情景,深感忧虑。遂于同治六年四月初四日,在王朗云先生的首倡下增设义渡。牛佛渡地主金宗祠、喻集庆等积极响应,自愿将私家的码头任随义渡船只停泊起载,用作义渡码头。以王三畏堂为首的绅商共捐银一万余两,制造义渡大船14只,雇备渡夫,随到随渡,不取船钱。义渡船的船舱上写明“义渡”“不取分文”的字样。义渡船自黎明起至二更为止摆渡,遇有急事,不在此例。白昼轮载,随到随渡,夜间派二人听渡,以应急需。
牛佛义渡碑文章程还订立了安全条款。因渡船之设,原以利济行人,而河水泛涨之际,即应封渡,以重人命,况牛佛渡河面宽长,大水难于横渡,稍有不慎惟恐失事。故议定,当水封大石包时,即行停泊,过往行人不得强迫首人、船夫闯渡;渡船只推横江,不推利水,且船不离渡,不得挪移别处码头装人载物;突发大水,随岸停泊。
由于义渡设立之后,工资船费等需用甚巨,且事期久远,因此对于经费来源,义渡章程中载明了确保义渡永续运行的办法。其一,以王三畏堂等绅商的捐资为基金,按年生息作为义渡经费的主要来源;其二,请求官府给发官斗二张、官秤一杆,交北岸首事轮流掌管,薄取微资,以支付船夫薪酬。设官斗、官秤后,船运人挑米粮、杂料、糖、炭、山货、杂货,以及应称应量之物至北岸义渡过渡,完成交易后,酌取斗资、秤钱。只取卖家,不取买主。贮存的米粮及过路未卖者不取,以此来补充义渡经费之不足。此举可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再现盐商慷慨善举
记者发现,在义渡碑的记载中,整个义渡的投资及运转过程里,官府的影子并不多见,义渡运作几乎全部由盐商和当地士绅承担,可见盐商在民间的慈善公益事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侯虹认为,盐商们富甲一方,受过良好的教育,修桥、补路、做好事成了他们自发的行为。“以2008年8月,自贡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在自流井区漆树乡发现牌楼式石碑——‘乐善坊’为例。在此碑上,记载了自贡最早的“四大盐商”中的颜昌英、李振亨捐资修路的事迹。”侯虹说,乐善坊是我市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早,雕刻精美,建筑特色非常鲜明的一座牌楼式石碑,但其碑文记载不及牛佛义渡碑详细。不过,两处石碑的发现都证明,当时盐商善举造福了一方父老,其产业的兴盛,是和他们家族的经营管理和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分不开的。
盐商们的慷慨善举取得了三赢的效果,造福一方百姓、赢得较好口碑、招来更多客商,进一步促进了自贡地区的商贸发展和经济繁荣。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义渡承载了太多的厚重历史,也见证了历史的风风雨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公路交通运输突飞猛进的发展,一座座跨江跨河大桥的相继修建,义渡这一曾承载了历史的特有交通设施和交通工具,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盐商们的慷慨善举,却在义渡章程碑的镌刻下,被盐都后人铭记在心。
牛佛义渡自清同治年间始,至上世纪50年代初,存续了80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书写了美好的一页。记者 周孟娟
编辑:周童天
0